馬一德架，由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所塑造。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系統回應了社會主義的規定性、黨的領導、新中國的民主傳統和法治中國建設的本土資源等核心命題，是法治中國建設的重要資源。在以人民主權為邏輯起點的“執政黨一政權一人民”的憲法體制中，協商民主發揮了功能耦合的作用。人民主權基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而獲得政治正當性，從而將執政黨的意志升華為國家意志；協商民主構成國家決策的實質過程，由此可建構起“執政黨一政協一人大”的內在邏輯鏈條；人民政協的民主監督則是政治協商的延續。由此，法治中國建設所依賴的體制框架得以清晰展現。

　　制度改革開放以來，以制度確認和鞏固改革成果，以實現良性持續發展，是一個重大的歷史性命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全面深化改革，強調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正是對上述命題的時代回應。

　　在此背景下，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具體構想，十八屆四中全會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新中國法治建設的經驗表明，法治建設不可能單兵突進，需在整體的體制框架下系統推進。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個系統工程，必須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為總抓手。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基本問題，便是構建體系的整體框架，這也是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關切。

　　長期以來，法學界忽視了一個重要命題，即法治中國的體制框架實際上是由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所塑造的。民主是國家形式，是國家形態的一種。①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必然是以民主為基本品格的。作為國家形式和國家形態的民主，塑造了國家權力的運行體制，由此構成法治中國的體制框架。這是民主與法治關系的1個重要維度。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由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協商民主制度和基層民主制度構成。依據憲法與法律關系的經典理論，一個國家的法治體系中，比較根本的就是憲法所確立的憲法體制。在這一點上，現行憲法與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意蘊相通，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三大構成均予以確認。但從憲法解釋和憲法實施的視角看，這一體制中三個制度之間的關系，尤其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協商民主制度的關系，尚未明確厘清。

　　五四憲法以來，我國憲法體制一直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核心；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的政治協商會議是一項基本政治制度，但其國家機構色彩明顯褪去。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對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作出戰略部署。①這一重大改革措施表明，當代憲法體制發展和法治中國建設應當重視協商政治及其所塑造的協商體制。本文從協商體制的變遷脈絡展開，梳理社會主義改造后替代協商體制功能的反官僚主義政治運動和法制化構造的歷程，展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對法治中國建設的體制規定和本土資源助力，并從作為協商民主場域和法治中國建設基礎的憲法體制角度，探討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如何嵌入憲法體制，以此實現協商民主、憲法體制與法治中國建設的并進發展，探索法治中國建設的現實路徑。

　　一、新中國協商體制的演進與西方國家在多元抗衡中以妥協尋求共識的法治發展模式不同，中國政治發展呈現出相對較多的協商意蘊。由此所塑造的協商體制，構成新中國法治一個重要的體制資源。如果說法治建設的“中國性”為根本，那么以政黨協商為內涵的協商體制則構成中國主體性的主要內容。歷史的演進通常充滿慣性。制度經濟學理論認為，制度變遷一旦進入某一路徑，就可能對這種路徑產生依賴。②在此意義上，這種包含中國主體性的法治建設鋪設了法治發展的軌道，是中國法治的體制規定性，構成當代中國法治建設的“路徑依賴”。

　　（一）政黨協商建國與協商體制的形成新中國法治的生成以1954年憲法的制定為起點。從歷史進程看，從1952年末開始的地方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直至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憲法草案，這段立法程序構成憲法制定的主要過程。制定過程的民主性固然構成憲法規范道格拉斯C.諾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陳郁、羅華平等譯，上海：三聯書店上海分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5頁。

　　正當性的主要基礎之，同時，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是，在一個階級分化的政治共同體中，以憲法為根基的法治建設如何證明自己建立在民主共識之上。

　　從1948年開始，以起草共同綱領為框架，中國共產黨聯合各民主黨派進行協商，主張建構以人民民主為核心的政治社會秩序。1949年9月21日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圍繞共同綱領（草案），對新中國的政治、法律、財政、經濟、外交、國防、文化、教育及其他基本制度和根本政策進行討論和協商。1949年9月29日，人民政協通過共同綱領，各黨派比較終就新中國基本制度和根本政策，以及政治共同體的存在形態達成共識。①這共識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其，在新中國建立方式上，中國共產黨聯合各黨派、無黨派代表人物就國體和國家根本制度、方針、政策展開政治協商，構成建國的主要形式。建國共識的這一內容產生于1945年“國共談判”、1946年“舊政協”召開等系列政治實踐基礎之上，并在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當中得到完整表達。②其二，在國家基本制度方面，以人民民主專政為國體，確立不同于民國政府時期的國家基本制度和根本政策。這內容在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等文章中得到闡述。③其三，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以及無黨派人士成為政治協商的重要主體，政黨之間的政治互動成為建立新中國的主要構成。這一先有政黨、后建立新中國的政治事實，使得立足于政黨之間的政治協商機制構成塑造政治共同體正當性的主要基礎，也成為立憲以及法治體制建構的重要前置環節。

　　上述共識是新的政治社會秩序的基礎。通過政治協商，以政黨為媒介，為建立新中國這一政治決斷提供正當性基礎。正是由于這個過程，五四憲法才具有制憲權意義上的正當性，從而使以五四憲法為基礎的新中國法治建設具有了正當性。

　　（二）協商體制的社會主義轉型新中國成立后，伴隨政治體制與社會結構變革所引發的社會階級格局的變遷，促使以政黨協商建國為內容的新中國協商體制開始轉型。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頒布土地改革法，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參見許崇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頁。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文本意義上的草案起草、討論與表決僅是“共同綱領”制定過程的一個部分，但以“五一宣言‘’、”解放區參觀“等一系列活動為途徑的政黨協商構成凝聚政治共識的主要基礎。（參見姜玉齊：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主要社會思潮的認識和態度的研究，博士學位論文，華東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2012年，第203頁）在論聯合政府中，毛澤東指出，抗戰之后國家建立的當務之急是”廢止國民黨黨專政，成立個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和無黨無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聯合組成的臨時的中央政府“，這一表述構成1949年政黨協商建國的重要基礎。（參見毛澤東1953年，農業、手工業、工商業領域的社會主義改造開始推行；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使得中國社會的階級格局發生重大變動，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基本消失，工農階級成為社會階級的主要構成。①原有階級利益代表格局不再延續，舊有的以政黨協商為內涵的新中國協商體制無法有效凝聚共識，從而無法適應社會轉型和國家治理的需求。在新的階級格局之下，國家的政治協商應具有何種功能，社會主義語境下的協商體制應如何建構，成為20世紀50年代國家政治的一個重要命題。

　　在政治實踐中，協商體制的社會主義轉型比較終以人民政協職能變遷這形式呈現出來。五四憲法制定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確立，成為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政協不再代行權力機關職能，于是有關人民政協的存廢及其職能變遷，成為亟需解決的問題。在這場討論當中，參政議政、政治協商被確定為人民政協的主要功能，不同黨派之間就國家重大決策以及法律制定進行討論、協商，開始成為社會主義協商體制的主要內容，政策協商、法律制定開始取代階級政治互動成為政治協商的主要內在機制。②事實上，早在五四憲法制定過程中，這政治協商就已嶄露頭角，并構成五四憲法制定的重要環節。③54年后，以政策協商為內在機制的政治協商實踐在國家權力組織和運行中發揮重要作用，人民政協在國家政策形成過程中的功用成為民主集中制的個重要內涵。在法律制定領域，黨內協商、黨派間協商、社會討論成為除人民代表大會之外的重要立法過程。在政策制定領域，以座談會、界別聯組等會議形式為內容的政治協商發揮了重要作用。應該說，從1954年開始的政協體制轉型有效回應了時代的變遷。不過，1957年后，受到“左傾”思潮影響，協商體制的運作空間被壓縮，人民政協未能充分履行其參政議政、民主監督功能。這問題在“文革”期間發展到極致，一些地方的人民政協工作甚至處于停滯狀態。

　　為彌補協商體制原有的凝聚共識功能，在政治動員體制中，“反官僚主義”成為這一時期消除阻礙公民政治參與主要障礙、建構人民對國家的政治認同的替代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曾有幾個民主黨派要求自行解散，但由于協商傳統和革命經驗，中共中央堅持保留民主黨派，并建立更廣泛的統一戰線，繼續協商合作。（參見于剛主編：中國各民主黨派，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366?367頁）在憲法草案制定后，憲法起草委員會召開會議，邀集中共黨內和各民主黨派人士討論。

　　（參見許崇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史，第159?236頁）參見丁俊萍、宋儉：當代中國社會變遷與中國共產黨執政基礎的拓展，政治學研手段。①“官僚主義”的主要內容為決策同群眾相脫離；在制定、實施政策過程中，未能及時聽取、吸收群眾意見；政策的內容同群眾利益不相符合。②在政治運動中，以發動群眾作為打擊“官僚主義”的主要方式，③這一模式擁有極強的意識形態動員能力，構成政治運動的重要基礎。然而，這種政治運動式的打擊官僚主義運動容易沖擊社會基本秩序，無法滿足現代社會個體對保障人身安全、財產利益的基本訴求，與法治建設的價值存在背離。建設法治中國，將國家治理體系與現代政治文明相聯結，一直是現代中國協商體制發展的內在要求。“反官僚主義”運動與協商體制這一內在要求相沖突，是其無法維繼的重要原因。因而，改革開放后，國家開始了新的探索。

　　（三）改革開放后協商體制的發展1978年以來，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推進，出現了社會“階層化”現象。是經濟構成日趨多元，私營經濟得到發展，并發揮重要作用。二是社會階層分化開始加劇。在經濟構成多元格局之下，社會不同階層、群體之間在利益分配、資源享有方面的差距逐漸擴大，社會上形成不同的利益群體。三是社會價值觀多樣化。在社會主義價值觀依舊保持領導地位的情況下，社會價值觀體系中出現了多樣化的局面。

　　面對社會階層分化和價值觀多元的社會現實，在法治領域的國家治理，國家采取了以法制化為核心的主要策略。1982年頒布的憲法，即是法制化框架的基石。法制化的方式有效緩和了階層分化格局下的社會沖突，在一定程度上耦合了原有協商體制的政治功能。這種法制化的方式多關注具體法律制度的建構，形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解決當時具有緊迫性的“無法可依”問題。從法律體系的視角看，法制化策略因應了當時的時代命題，為當今的國家治理奠定了法治基礎。然而，法制化的規范主義姿態，難以契合改革初利益重組所致的不確定性，法制化在法律規則的發現和制定、規則體系的形式封閉和價值包容、法律規則的安定性和與時俱進等具體命題上，面臨兩難。從發展的視角看，由于法制化策略多關注具體制度，在些領域、?些層面省略了價值追問，未能在宏觀層面有效回應社會分層趨勢與社會主義民主的內在張力，回應階層分化格局之下公民參與需求與政治體制的合法性需求。

　　綜上所述，作為協商體制替代的政治運動式的反官僚主義與缺乏實質內容的法制化構造，均在某種程度上偏向于“社會主義民主共識”的某個側面，無法為“社會主義”與“民主共識”找尋到內在關聯。尤其對于作為國家基本戰略的法治建設而言，如何尋找到與社會主義規定性和社會分層狀況相契合的道路，是國家治理的12 1個重大問題。在此意義上，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必須直面豐富的中國歷史傳統，從協商體制中汲取有效的資源。

　　二、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作為法治中國建設的資源對作為國家基本戰略的法治建設而言，不能只將目光放在具體法律制度的建構上，還須直面一個經常被忽視的中國資源，那就是協商體制。汲取協商體制的有效資源，可以推進法治中國建設，進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的地位。在經歷政治運動時期的短暫沉寂后，同時受到西方協商民主理論的影響，中國協商體制在實踐中發展出種新的形式，即社會主義協商民主。

　　西方的協商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理論，作為共和主義復興浪潮中的重要成果，其矛頭直指由選舉啟動的多元主義代議制。協商民主理論的邏輯是，多元主義代議制認可充滿經濟不平等和力量懸殊現實的既存現狀，并通過人票的形式平等將這一不平等現狀固定于政治結構中，從而固化了等級秩序。代議制淪為既存偏好的聚合機制，選舉投票成為各種偏好的討價還價，而獲勝的偏好自然傾向于壓制其他，處于弱勢的少數群體由此陷入所謂“多數的暴政”。①協商民主理論從民主的手段和目的兩個維度，試圖對上述弊端進行反思和超越。相對于代議民主高度形式化的人票和多數決的操作，協商民主模式的支撐條件較為復雜，即從現實不平等中剝離出的政治參與平等；參與人的理性和超越私利；協商過程的公開透明；共識可經討論和溝通而形成。②就此而言，協商民主的比較大困境在于其可操作性。如果說政治參與的平等和協商的公開透明尚可通過程序安排得以實現，但如何確保參與人超越私利理性協商，而且，共識能否通過討論和溝通形成，在現實生活世界中，恰如休謨所言，理性也會成為情感的奴隸；如果一位代表受派系和短期利益的驅使，那么無論多少協商都無助于他們采取公正的立場。③即使哈貝馬斯通過有關協商民主的譯介，可參見約埃爾斯特主編：協商民主：挑戰與反思，周艷輝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約翰德雷澤克：協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與批判的視角，丁開杰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凱斯R.桑斯坦：偏頗的憲法，宋華琳、畢競悅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桑斯坦將這一過程總結為協商過程、主體的政治平等、共識和公民精神。（CassR.）。1539-1590）另可參見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主編：協商民主：論理性與政治，陳家剛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第3頁；李強彬、黃健榮：國外協商民參見約埃爾斯特主編：協商民主：挑戰與反思，第6頁。

　　對理想溝通環境的主體間哲學的說明，①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上述疑問，但讓政治祛除私利總是不太可能。既然在操作性上面臨窘迫，那么對于協商民主替代代議民主的過高期望就是不現實的。事實上，在現代社會，依賴于政治權威的決斷必不可缺，而選舉和投票正是這種決斷的權威形式。從現存政治結構的現狀看，代議民主構成基本框架，協商民主形成補足。

　　與西方相比，中國具有優秀而獨特的協商民主資源，即曾經發揮重大歷史作用的協商體制。即使在遭遇停滯的時期，協商體制因與傳統政治資源和現實政治運作的契合，仍潛移默化地發揮著作用。在政治運動時期，依據群眾路線發動的“反官僚主義”，雖然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形成共識的安定環境與穩定預期，但卻在對群眾的發動過程中，鼓勵群眾表達意見的傳統得以沉淀為社會主義制度鼓勵協商的政治文化。②改革開放后，政治協商制度恢復運行，民間與基層政治也發展出諸如民主懇談會、公眾評議制、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以協商為主要運作方式的制度創新，基層實踐訓練了公民協商民主的素養，塑造了協商的政治參與方向，從而對整體政治運作產生深遠影響。在世紀之交，隨著改革深化，諸種社會矛盾開始暴露，剛性的行政管理體制無法及時有效地應對矛盾，基層自發探索的通過社會協商治理上訪的經驗被中央吸收。此后，適應市場多元格局的競爭性民主體制，由于市場經濟基礎的薄弱和政治管理體制的不成熟，在實踐中問題重重。中央敏銳意識到競爭民主的力所不逮，遂重提政治協商。這個過程，體現了中國協商民主與西方協商民主在目的上的差異，即中國協商民主更多地指向政治權威決斷的集思廣益，以拓展體制的包容性與開放性。美國學者奈斯比特觀察到，中國現行體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自上而下的指令與中國人民自下而上的參與相結合的“縱向民主”③而協商則是上下聯結的重要渠道。具體而言，協商指向的是對決策的事先審視與預先評估，以保證決策能夠擔當共識。

　　哈貝馬斯采納了科恩關于協商程序的刻畫，并著眼于協商過程的政治性質作了補充，建構了協商和決策的理想程序。這一程序預設了作為其承擔者的一個聯合體，它同意公平調節其共同生活的條件。（參見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關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國的商談理論，童世駿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第378?379頁）這正是社會主義制度與自由主義制度的一個不同，社會主義系統鼓勵協商文化，使之具有不同于自由民主下發展起來的協商制度特征。在發展協商制度的過程中，社會主義的政治參與傳統成為一個有益的來源。（參見何包鋼、陳承新：中國協商民主制參見約翰奈斯比特、多麗絲奈斯比特：中國大趨勢：新社會的八大支柱，魏平譯，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9年。

　　周恩來指出：“新民主主義的議事的特點之，就是會前經過多方協商和醞釀，使人家都對要討論決定的東西事先有個認識和了解，然后再拿到會議上去討論決定，達成共同的協議。”（參見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9頁）在政策層面上，2005年，中共中央頒布了中共中央關于進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明確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將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并使之成為一種制度。2006年，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中首次明確提出，“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重大決策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①2007年，中國的政黨制度白皮書首次正式使用了”協商民主“的概念，指出：”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相結合，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一大特點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相結合，拓展了社會主義民主的深度和廣度。經過充分的政治協商，既尊重了多數人的意愿，又照顧了少數人的合理要求，保障比較大限度地實現人民民主，促進社會和諧發展。“②實踐中，人民政協從具有不同階級聯盟性質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組織轉變為比較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組織。③在這一過程中，政治協商的功能進一步發展，人民政協在公共決策方面的職能得到進一步確認，逐步形成會議制、提案制和反映社情民意制、委員視察制和調查研究制。在上述制度中，政協委員通過大會發言、界別分組會議討論和界別聯組會議討論，提交提案和反映社情民意等形式來進行協商、討論。通過上述制度，人民政協在發揮參政議政、民主監督功能的過程中，溝通政府與人民，打破科層制所帶來的藩籬，在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形式的選舉民主之外實行協商民主，凝聚社會主義民主共識，為新時期國家權力的運行提供基礎，為國家供給政治合法性。在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總結的基礎上，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的戰略部署，指出，”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

　　不同于西方，協商民主在中國的實踐，需要回應如下四個問題：一是社會主義這一規定性。在中國實踐協商民主，應將其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結合起來。在西方，作為意識形態的資本主義在長期社會經濟發展中建立起合法性認同，其協商民主理論雖主張以短期理性為內涵的“樸素真理”為基礎，但實際上卻是以長期形成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為強大支撐，兩者在長期實踐過程中建立政協全國委員會辦公廳、中共中央研究室：人民政協重要選編下，北京：中央出版社、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793頁。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政黨制度，人民日報2007年11月16曰，第15版。

　　參見丁俊萍、宋儉：當代中國社會變遷與中國共產黨執政基礎的拓展，政治學研參見李君如：在推進民主政治發展的大趨勢中健全人民政協協商民主，中國政協理起穩固的關聯性。①在當前我國的協商民主實踐中，如何建立起協商民主制度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穩固關聯，即“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成為實踐這個制度所面臨的首要問題。

　　二是黨的領導這一規定性。中國共產黨為國家執政黨，這一規定性使得確保執政黨領導權成為實踐協商民主制度的重要目標。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比較本質的特征。如何處理黨的領導與多元協商之間的內在關系，成為實踐協商民主所需要處理的另一個重要問題。上述兩個規定性的存在，使得西方意義上的以代議民主為主導、協商民主為輔助的民主模式完全不適用于中國。西方的代議民主以競爭為核心，在強調效率以及秩序的政治價值要求下，這競爭性民主以及作為其輔助的協商民主無法為中國建構民主共識，實現政府與公民良性互動的主要方式。盲目采用這民主模式，會引發在部分發展中國家所發生的政治動蕩和社會混亂。②如何確立中國特色的民主實現形式，保障執政黨領導權，是實踐協商民主所需要應對的重要問題。

　　三是新中國的民主傳統。這傳統以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協為主要組織載體，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以及以圍繞公共決策展開的黨派協商為內核的政治協商為主要內容。這一民主傳統與黨的領導相結合，形成“中國共產黨一人民代表大會一人民政協”的政治格局。在1982年憲法序言中，這格局得到完整表達。在當前的民主實踐中，這一政治格局日趨完善，并構成協商民主實踐的政治基礎和制度資源。

　　如何在這一格局當中擴大群眾的政治參與，以及通過民主實踐，凝聚社會共識構成協商民主實踐所需要處理的重要問題。

　　四是推進法治建設的內在要求。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共產黨開始將法治作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將依法治國作為國家發展的主要目標之。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推進法治中國建設”

　　確立為我國法治建設的新目標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凝聚共識是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重要內容，法治建設是凝聚共識的主要方式。

　　協商民主的中國實踐需要以上述規定性為前提。從根本上講，上述規定性反映了社會主義對協商民主的功能性需求。社會主義是法治建設的政治基礎，無論是法治建設，還是作為其前提的協商體制，都需要以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依歸。具體來說，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首先需要以塑造國家政治合法性、塑造執政黨領導權為主要目標。執政黨領導權以及國家的政治合法性是新時期國家推進法治建設的主要目標之，也是保障法治建設順利發展、國家長治久安的主要基礎。其次，參見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主編：協商民主：論理性與政治，第6頁。

　　參見王紹光：民主四講，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第27頁。

　　法治方式是中國實踐協商民主的主要路徑選擇。協商民主制度是推進法治建設的內在需求，因而在進行協商民主制度建設過程中，需要采取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通過法治建設推動協商民主制度。比較后，人民政協應當成為協商民主制度的主要組織載體，政黨協商需要成為協商民主制度運行的主要媒介。新中國的民主傳統以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協為主要載體，政黨協商是新中國協商體制的主要內容之一。新時期協商民主建設需要有效吸收這組織資源，繼承新中國民主傳統，凝聚民主共識。而人民政協應該成為公民政治參與的法治機制。

　　（二）人民政協作為公民政治參與的法治資源近年來，國家積極進行協商民主建設，將協商民主制度同中國法治建設的特殊性結合起來，重視政黨在協商過程中的功能，人民政協逐漸成為公民政治參與的法治化機制。方面，人民政協實現第三次轉型，圍繞公共決策進行的黨派協商仍為其重要職能之一。①另一方面，聯結政府與公民，實現兩者良性互動，成為人民政協新的政治功能。在十八大以來黨的重要文件中，協商政治取代政治協商，以人民政協為主要組織進行的協商過程轉變為平等化的協商主體遵循法治程序所展開的民主實踐。這一轉變使得黨派層面上的綜合協調機制以及以之為中介的公民政治參與機制，成為當前中國政治協商的主要內容。②其，在當前中國的民主實踐中，人民政協由34個界別組成，協商政治因而體現為一種由各功能界別的政治代表之間就國家宏觀政策平等對話、辯論的過程。在這過程當中，包含全體會議、常委會議、主席辦公會議等內容的會議機制，以及大會發言制度、專題協商制度使得決策之前各界別的政協委員得以平等地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自由表達意見，在合乎理性原則的協商中作出符合公共利益的相關決策。③其二，以這一機制為媒介，實現公民廣泛的政治參與。這個層面上人民政協的運作機制主要包含調研、考察等形式，該機制也包括人民政協組織發動政協委員、政協參加單位提出社會民意信息、視察報告，給黨和政府提出建議，以此實現公民與政府的良性互動。實際上，上述機制的存在使得人民政協擁有了實現公民政治參與的民主功能。例如，調研、考察形式的存在使得人民政協得以收集民意，反映社情，公民的政治參與通過人民政協得以實現，彌補選舉民主的弊端。④其三，在收集民意的過程中，協商民主原則使得公共理性成為規范對話、交流和溝通的主要基礎，從而找到公民意見的“比較大公約數”，達成民主共識。政治協商參見楊愛珍：民主黨派的政黨職能和政黨功能分析，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9參見王慧峰：充分發揮人民政協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建設中的獨特作用訪全國政協常委、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李君如，人民政協報2012年12月18日，第1版。

　　的這一轉型使得人民政協成為實踐協商民主的主要組織載體，同時，也使得政治協商本身成為上述達成民主共識，實現政府與公民良性互動的主要方式。

　　人民政協的上述機制，有效補充了以社會主義代議民主為核心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治參與缺失問題。以代議民主為核心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通過表決賦予其所制定的公共政策以權威及合法性。但是，由于其以間接民主為形成方式，因此，在政策制定環節無法實現充分的公民參與。通過人民政協的中介機制，在政策制定環節過程中，實現政策制定者同公民的頻繁互動，從而向政策制定過程輸送公民意志與利益，彌補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這個過程中的功能缺失。從法治中國建設的視角看，人民政協上述功能的發揮，解決了長期以來存在的公民立法參與不足的問題，而公民立法參與所生成的正當性，還可以在執法、司法、守法等環節發揮積極作用。

　　人民政協的上述機制，還以制度方式確立了對政治共同體合法性的可持續性供給。前30年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構成其合法性的主要基礎。①在協商民主實踐過程中，以政黨為媒介，以人民政協為載體，通過民意收集，實現廣泛的群眾參與，從而凝聚民主共識，將政治共同體的所有政治決斷建立在共識的基礎之上。這種共識的凝聚方式以法律規范為依據，因而具有強大且持續的合法性供給能力。從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視角看，這種“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形式，是保證了法治中國建設具有了群眾基礎，在法治成為人民共識的背景下，協商民主功能的發揮，可以進步凝聚這種共識，形成制度合力；二是為法治中國建設提供了發展動力，協商民主功能的發揮，使得國家的法治建設成為與公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日常實踐，從而保證了法治中國建設的可持續發展。

　　綜上，在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過程中，協商民主框架下人民政協的組織功能和政治功能應得到進步認識和利用，法治中國建設應當重視汲取協商民主這個中國具有獨特優勢的資源；進而，應將協商民主置入“中國共產黨一人民代表大會一人民政協”的格局中，明確其在憲法體制中的地位和功能，探討以協商民主為本土資源的法治中國建設的體制框架。

　　三、協商民主在憲法體制發展中的作用作為具有歷史傳統并可為當代所用的政治資源，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使命的實現，取決于能否有常態的法治化支撐。而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核心問題即在于確立法治中國建設的體制框架，由此鋪設符合中國現實和社會歷史文化傳統的發展道路。憲法作為協商民主的場域，同時作為法治中國的基礎，在實現二者的互動耦合中承擔參見渠敬東、周飛舟、應星：從總體支配到技術治理基于中國30年改革經驗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憲法明確了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人民政協的定位和功能擔當，確立了協商民主發展方向；另一方面，憲法容納了作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人民政協制度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以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一基本規定性。

　　反過來，協商民主在憲法體制中也發揮重大作用，它不僅耦合了憲法體制的內在邏輯，而且在憲法體制發展中承擔重要功能。協商民主在憲法體制發展中作用的發揮，使得憲法體制成為法治中國建設的比較為優化體制框架，進而推進法治中國建設沿著體制框架良性運轉，助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上述兩種理解未能正視憲法序言、正文與憲法實踐的緊密關聯。從包括是，我國的憲法體制，表現為從中國實踐中提煉出的“執政黨一政權一人民”的結構，協商民主在這個結構中發揮了耦合的作用。

　　其，當代中國法治體制與西方的本質差異，在于政黨在法治體制中的作用及其對法治體制的塑造。新中國成立以及建設的過程表明，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只能以中國特色政黨理論來解釋。從憲法文本的角度，依據憲法序言前五段關于新中國成立史的描述所展現的結構邏輯，新中國是通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的，即“由政黨建構新中國”的模式，迥異于一些西方國家的“先成立國家后有政黨”。這順序的差異，意味著中國語境下的政黨，主導著從“建國”

　　到“治國”的轉換，而其在新中國成立過程中獲取的合法性資源，構成由其主導的參見強世功：中國憲法中的不成文憲法理解中國憲法的新視角，開放時代參見陳端洪：制憲權與根本法，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0年，第303?304頁。

　　憲法體制建構和運行的常態政治過程的合法性基礎。在這一語境下，執政黨必然以某種身份和方式進入政權組織。而憲法則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黨領導人民建立新中國的這過程，確立了在歷史和人民選擇中形成的領導地位。

　　其二，黨的領導是中國憲法體制的基礎，但并非意味著執政黨擁有無限制的權力。這里有必要區分“黨的領導”“依法執政”和“依法行政”。現行憲法序言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進行了確認，主要體現為三個方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新中國（憲法序言第5段）；黨領導社會主義事業建設（憲法序言第7段）；黨領導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憲法序言第10段）。上述三類憲法規范的意義在于，提供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憲法依據，同時明確了黨的領導范圍，亦確證了黨對于國家的政治領導方。這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憲法規范基礎。①而“依法執政”，是指黨與國家政權體制的關系，其實質是將黨的意志貫徹到國家政權體制中。因而，黨的領導，并非是黨對社會事務的直接干預，而是黨通過特定的邏輯及由此指引的體制構建，將其意志經由國家政權組織升華為國家意志，進而達成其政治目標的過程。依法執政，就是黨通過制定大政方針、提出立法建議、推薦重要干部等方式，確保黨的意志對國家政權體制的指引性。在“執政黨一政權一人民”結構下，“執政黨一政權”是將黨的意志貫徹至政權組織的“執政”關系，“政權一人民”則是政權組織履行職責處理社會事務的“行政”關系，執政與行政構成黨的領導的兩個邏輯過程。

　　其三，關于黨將其意志賦予國家政權組織，而國家政權組織貫徹落實黨的意志的根據，黨建理論認為，黨的意志代表了比較廣泛人民的利益；比較近有政治憲法學提出，黨享有一種宣示真理的代表性職能，這個代表性使其具備了絕對的領導資格。

　　實際上，在有關黨的意志為何可上升為國家意志這一問題上，一種有力的解釋具有豐富的政治實踐經驗，且可在憲法序言中得以確證的制度話語被忽視，這就是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統一戰線。在社會分化的背景下，人民形成多種階層和界別，經由執政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統一戰線而形成的階層和界別協商，恰恰是形成共識的制度過程。這協商民主的實踐，將多元階層和協商轉化為固定的并可反復適用的憲法程序，以程序消解難以調和的價值沖突，通過過程民主實現協商結果的多重反思性和可接受性，由此具有廣泛的認同感。因而，執政黨的正當性，即代表比較廣泛人民利益，實質源于其所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這協商民主過程，這正當性過程，實質是民主與集中的二元融合彰顯。而人民政協作為制度載體，在憲法體制中實就此而言，并不存在所謂黨大抑或法大的問題，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這是有憲法基礎和憲法依據的。

　　際上擔負著確證共識、輸送正當性資源的重要功能。①這也有助于理解為何人民政協不屬于國家機構（憲法正文第三章“國家機構”未規定人民政協）的原因。

　　其四，群眾路線在憲法體制中的定位。在這體制中，執政黨通過人民政協的協商民主過程代表了比較廣大人民的利益，但并不就具體事務與人民發生直接法律關系。這是因為，方面，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另方面，在這體制中，國家政權組織通過“行政”與公民（個體意義上的人民）發生法律關系。這是黨政分離的要求和體現。然而，為保證國家政權組織對執政黨意志的貫徹，同時為抑制政權組織的官僚主義，有必要通過執政黨與人民的直接聯系對“政權一人民”形成有效制約。在制度層面上，這就是群眾路線。而且，在“執政黨一人民”基于協商民主而形成的利益代表關系上，群眾路線可以有效突破階層固化的藩籬，拓展協商民主的廣度和深度。因此，作為“黨群協商”的群眾路線，其在“執政黨一政權一人民”

　　的憲法體制中的功能是多重的，應被納入協商民主的范疇。

　　（二）協商民主在憲法體制中的功能以人民政協為重要渠道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實際承擔著重要功能。對其功能的具體闡釋，可糾正當前關于人民政協的認知誤區，明確其在推進法治中國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具體而言，人民政協在憲法體制中承擔如下功能。

　　主權獲得導的愛國統一戰線組織載體的人民政協，解決了人民何以擁有權力的前命題，在此基礎上人民才有權力選舉產生人民代表大會管理國家。這是人民民主專政的辯證邏輯，也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憲法邏輯。

　　現行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作為憲法對國家權力進行分配所形成的權力機制，是憲法體制的一個重要構成。將國家機構歸結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無疑是正確的，但應注意憲法關于“國家機構”的規定僅限于國家機構組織法的描述，并未闡明人民代表大會的正當性基礎。中國憲法作為自足的體系，必然蘊含著套闡述這正當性基礎的機制。憲法總綱部分第2條規定的人民主權原則作為憲法調整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則，與第三章遙相呼應。同時，總綱部分的人民主權原則是種形而上的概括性描述，存在主權來源的前提性問題。對此，憲法序言第1一5段有明確交待：在對新中國成立歷史的一系列歷史事實進行描述后，憲法①高全喜提出八二憲法表達的人民主權的空間結構，即共產黨的領導、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分別從不同的層次和以不同的方式，橫向分享著人民主權的憲法功能，并將此結構稱為存在于中國政體之下的“復合代表制”。（參見高全喜：政治憲法學視序言宣告：“從此，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

　　我國憲法序言表達了一種完全不同于西方國家立基于社會契約論的選舉民主的“人民主權”觀念。①這一憲法的歷史，從歷史維度表明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必然性。如喻中所言：“（憲法序言這一歷史事實）的精心排列與組合，足以轉化為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規律，當過去的事實上升為普遍性的規律，歷史也就變成了邏輯與哲學，這時候，歷史就不僅僅是對過去的記錄，而是真理的載體，或者說就是真理本身，依據這樣的真理而寫成的憲法、安排的政治，其正當性就有了個堅實的基礎與起點。”②憲法序言有關歷史正當性的規定表明，中國憲法及政治制度體系的正當性，并非基于選舉式的代議民主獲得，而是如憲法序言第10段所總結的，通過基于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的，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國統一的愛國者所組成的廣泛的愛國統戰線以及作為組織載體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所發揮的歷史作用來達成的。由此，作為新中國政治制度體系的權力正當性來源機制，人民政協制度在憲法體制中的地位就此得以明確，進而據此展現中國憲法體制所確立的主權結構和運行規則，為全面深化改革明確方向。

　　參與決策的實質過程權力機關是主權的代理機構。中國憲法體制所確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以代議民主的方式獲得權力機關的憲法定位，是主權決策機構。從現實政治觀察，這一憲法定位規定了人大的實踐，而憲法序言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根本法則，黨的領導通過人民政協基礎上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形成實質性的國家決策。

　　人民主權的決策機制集中彰顯了主權的憲法結構。需要注意，人民主權的正當性證成機制，包括“奠基式”的一次性和持續性兩種合法性供給機制，分別對應革命獲得主權，是人民主權一次性的“奠基式”獲得，這是從革命狀態向常規國家狀態轉型的必然之舉。從憲法序言的規定看，在憲法序言前五段完成了正當性一次性證成的任務之后，憲法序言通過對黨領導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的現狀和這一社會契約論的國家正當性建構，主要由洛克完成。（參見洛克：政府論下，葉啟芳、瞿菊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美國憲法體制即表達了此種框架。

　　這區分，實際針對的是由選舉啟動的代議民主。選舉是正當性的次授權，而在代議民主下，獲得授權的代議機關卻可輕易背離授權，人民在選舉期限內無任何制約手段。這正是阿克曼所批評的一元民主制。在此，本文的區分在某種程度與阿克曼的二元民主制有相通之處，但具體論證和思想內涵完全不同。（參見布魯斯阿克曼：我們人民：奠基，汪慶華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未來期許，確證持續性的正當性供給。在常規國家運行狀態下，其持續性地享有須仰賴于制度化的形式。一般認為，在中國憲法體制下，這制度化的形式便是由人民選舉代表組成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主權，但是這種認識忽視了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載體的人民政協。

　　在很大程度上，這種忽視源于對憲法結構的誤解，即側重于憲法正文，而無視憲法序言，遑論憲法正文與憲法序言的內在關聯。作為個整體的結構，憲法序言確認了黨的領導的范圍和方式。依據憲法序言第10段的表達，黨所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是黨領導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的主要依靠。

　　這依靠，不僅是簡單的支持與幫助關系。更深刻的憲法邏輯在于，正是黨所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將黨關于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的重大戰略方針，從黨自身的意志，升華而成基于協商的共識。這一升華，源自于作為主權者的“人民”基于政治理念、歷史使命和階級利益基礎上產生的代表力量的廣泛代表性。①而這黨派和人民團體，僅為社會部分行業（主要是科教文衛）和主要界別的代表，社會大眾在這升華過程中是缺位的。由此，此時升華而成的共識，仍需進入代議程序，以比較終形成國家意志。當然，進入代議程序，不僅是期望多數決來獲得形式上的法律效力，更是對這一協商而成的共識的社會檢驗，以協調社會協商與共識基礎之間可能存在的緊張。在此意義上，人民政協與人民代表大會構成主權決策的二元結構，這一主權結構有機串聯起憲法序言與憲法正文。

　　目前的問題是，這一二元結構的內在運作機理如何，如何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人民政協面向的是具有基于相同利益訴求和相同社會地位的人群所形成的人民階層；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則將人民視為平等的公民個體，公民出身、財產、社會地位等方面的差別均被排斥在外。在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社會分化和多元情景下，具有明確利益一致性的社會階層確已形成；公共政策的制定往往受到各方利益博弈的實質影響。②因而，在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中，以階層為依托的各方協商，是公共政策的核心過程，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防止公共決策的利益部門化和地方保護，而貫穿于公共決策起草、論證、協調和審議的全部過程中；而公共政策的法律效力，雖取決于人民代表的票決，但人民代表依然抹不掉階層代表參見強世功：中國憲法中的不成文憲法理解中國憲法的新視角，開放時代大）的二元主權結構。（參見韓秀義：闡釋一個真實的中國憲法世界以“憲法常夏勇認為，使用階級概念是社會主義憲法的個特色，階級階層結構的變化對治理結構和治理資源的變化提出了要求。（參見夏勇：中國憲法改革的幾個基本理論問題，中國社的色彩。換言之，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威決策，其中一個重要維度依然是階層間的協商。不過，公共決策產生法律效力，必須依賴形式上的多數決。據此而論，階層意義上的公民與普遍平等的公民，以及二者分別對應的決策機制，在某種意義上是彼此依賴互為印證的關系。如果民主協商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過程，而人大代表票決所產生的法律效力，則是制定后的公共政策由以獲得強制性效力的基本保證。就此而言，所謂的”人民代表大會虛置“，并非指人民代表大會職能的虛置，而是在社會分化背景下有關公共決策制定的實質性協商過程和票決效力的有機結合。而貫穿其中的階層協商，表明人民政協參與決策的實質功能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實是當代中國公共決策機制的體兩面”。因而，用所謂代議民主或選舉民主的視角理解中國憲法體制的主權結構是片面的。有關決策的主權機制，其核心在于以協商民主為內涵、并由代議民主賦予法律效力的二元結構。①理解這一二元結構，就可理解另纏繞于我國政治發展的命題，即執政黨與人民代表大會的關系。傳統觀點對此的解釋，一般是從執政黨所代表人民的比較廣泛性，尋求執政黨與人大代表結構的契合。②這一解釋未能深入執政黨和人民代表大會的內在運作機制，不具有說服力。以階層代表為主體的政治協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包括界別、民主黨派等各個層次的代表的協商。這一協商是公共決策的實質過程，將執政黨的意志與社會階層的訴求，經由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民主體系，整合為關于國家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的“政治決斷”，也即施米特所言的“絕對意義的憲法”，并經人民代表大會票決所彰顯“相對意義的憲法”③成為形式民主與實質民主兼具、民主與集中并存的公共決策。基于此，執政黨與人民代表大會的關系，實際是經過政協而形成有機串聯，構成中國特色的決策體制。

　　民主監督般認為，基于人民政協的非國家機構性質，其所承擔的“民主監督”功能屬于社會監督，并無法律約束力；但由于政協的特殊地位，又不同于其他社會監督方式，比如政協委員可以列席人大會議，可以組織視察，可以對政府提出詢問，等等。這一關于人民政協民主監督的功能認知是模糊的。從憲法體制的整體功能角度而言，民主監督需立足于政權體制范圍內的權力機構監督，可以是專門監督機構德沃金在自由的法：對美國憲法的道德解讀中，區分了統計意義上的集體行為（數量上的多數）與團體意義上的集體行為（群體共識），以此分別對應多數主義民主和合憲性民主。按此邏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的代議民主可以稱為多數主義民主，而協商民主的意蘊則為合憲性民主。（參見羅納德德沃金：自由的法：對美國憲法的道德解讀，劉麗君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18頁）參見卡爾施米特：憲法學說，劉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頁。

　　或相互監督設計，另1方面則需廣泛引入基于直接民主的社會監督，保證社會監督與政權體制的有機銜接。社會監督是直接民主形式，人民政協顯然與此不符。

　　人民政協的民主監督功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的有機構成。因此，政協的民主監督，并非泛化式的包管切，而是有其范圍限制，即對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過程的監督。這監督有三個內容：第，民主黨派和社會團體對中國共產黨在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中領導權行使的監督。領導和監督總是對應存在，監督是對領導權的制約機制之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方式是“政治領導”，即政治方向、政治原則和重大方針政策的領導。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則屬于黨的意識形態領域，自無必要監督。民主黨派和社會團體針對重大方針政策的提出建議權、審議權等，既是政治協商的主要內容，也屬于廣義的監督；政策施行后的效果評估和相應調整建議，則是民主監督的主要方式。第二，人民政協對于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人民政協通過政治協商完成了公共決策的過程，再由人民代表大會票決，政協委員可以列席人民代表大會會議。第三，政協內部的相互監督，這對于政治協商基本秩序的維系是極為必要的。

　　由上觀之，政協的民主監督，并不僅限于狹義的批評建議，而是貫穿于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的過程中。在很大程度上，人民政協的民主監督是政治協商的延伸：一方面，在政治協商過程中，民主監督的存在，可以有效維持政治協商的基本秩序，提升政治協商的協商質量；另一方面，民主監督可以作為經歷實質協商和人大票決的公共決策過程的延續，可以有效緩解人大票決與政治協商的潛在張力。

　　四、結面對中國的法治和憲法實踐，西方的理論注定是蒼白無力的。從豐富的中國法治和憲法實踐中提煉出科學的理論，是中國法學走向自主性的必由之路，也是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思想資源之所在。這正是十八屆四中全會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意蘊所在。以一種自主的眼光觀察中國，一個無從繞開的問題就是執政黨與國家、人民的關系。黨和法治的關系是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中國的政黨是，“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比較本質的特征，是社會主義法治比較根本的保證”。

　　理解這一邏輯前提，中國的政治實踐、法治發展和憲法實施方可獲得自洽性解釋，法治中國建設的路徑方可超越西方視野，得以探尋自主之道。

　　黨的十八大報告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所系統闡述的協商民主理念及其宏觀制度設想，是此種自主性探索的彰顯。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強調，協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獨特的、獨有的、獨到的民主形式，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礎、理論基礎、實踐基礎、制度基礎。①在中國，協商民主塑造了政治運行的基本框架，構成當代法治中國建設的“路徑依賴”。實際上，中國協商政治的傳統始終在發揮其對法治體制的塑造作用。只不過一些學者已經習慣戴著西方理論和制度實踐的有色眼鏡，因而對此習慣性淡漠。

　　正視中國執政黨與國家、人民的關系命題，就會發現，中國的憲法體制，是對權體制和人民權利的憲法正文之間，基于協商民主的理念和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的人民政協的載體的關聯，得以形成融貫的結構。在上述憲法體制中，執政黨意志之所以升華為國家意志，不僅源于執政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新中國而獲得的歷史正當性，更是基于協商民主的制度實踐，經由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將黨的意志與社會階層的意志整合，進而獲得政治認同和正當性。因而，執政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的人民政協（或稱統一戰線），構成社會主義民主共識的實質載體，也是實質性的政治決斷，由此與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核心的國家政權體制，形成“絕對憲法”與“相對憲法”的銜接關系。此點可以解釋執政黨政治領導的實質蘊含，并正確理解“執政黨一政權一人民”的結構，據此闡明以人民政協為載體的協商民主與國家政權體制遵循的代議民主的內在邏輯，并明確群眾路線作為執政黨和人民的直線關聯在憲法體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協商民主是法治中國建設的重要資源，其耦合了中國憲法體制的內在邏輯，在憲法體制發展中發揮重要功能，由此，法治中國建設所依賴的體制框架得以清晰展現。

　　〔責任編輯：劉鵬責任編審：趙磊〕①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14年9月21日），人民日報2014年9月22日，第2版。

　　1毛澤東有關歷次運動的論述表明，在“三反”、1957年全黨整風、1963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官僚主義”均是運動反對的一個方面。（參見中共中央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一1976下，北京：中央出版社，2003年）參見吳毅：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一一20世紀川東雙村的表達，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134頁。